除了“猪分法” ，垃圾分类还能怎么分？

2019-07-04

月1日起，上海已开始强制实施垃圾分类，除了让人焦虑的分类方式，引起热议的还有严格的惩处措施。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，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，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。然而，7月3日，北京也表示即将开始垃圾分类，且“罚款金额不低于上海”。“垃圾不分类，钱包两行泪”。
不过，比起垃圾分类大国日本，这样的处罚已经很温和了。日本将垃圾分类上升至法律层面，相关规定繁多且严格。按照日本的《废弃物处理法》，随意丢弃垃圾者，轻则罚款30万日元（人民币约合2.1万元），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亿日元（人民币约合71万元）的罚款。
当然，日本在垃圾分类的赛道上已经跑了二十多年，刚起跑的选手难以与之直接“看齐”。不过，距离上海329公里之外的金华2014年便开始了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，其探索的分类方法和“熟人社会监督体系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灵感。
▍农村垃圾的“二次四分法”
金华农村地区采用的是“二次四分法”的垃圾分类模式，即农户们先将生活垃圾分为“会烂的”和“不会烂的”，“会烂的”垃圾丢入绿色垃圾桶，运送至村内的“阳光堆肥房”，制成有机肥还田。
“不会烂的”垃圾丢入灰色垃圾桶，再由村庄保洁员将“不会烂的垃圾”的分为“可卖钱的”和“不可卖钱的”，“可卖钱的”交给可再生资源公司回收处理，“不可卖钱的”由政府统一处理，进入垃圾填埋场、焚烧厂，其中有毒有害垃圾进行特殊处理。

居民使用的垃圾桶
这样的分类方式简单易上手，在后端处理中，“会烂的”垃圾进入政府出资建设的“阳光堆肥房”，70%的垃圾都能转变为农户所需要的有机肥，变废为宝的同时，也减轻了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压力。
▍垃圾分类的“熟人社会监督模式”
由于城市和农村在人员密集程度、垃圾成分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，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垃圾分类模式必然不同于农村，甚至要复杂许多，但农村垃圾分类根植于的“熟人社会”监督体系，或许对一些城市社区有借鉴价值。
经过了5年多的垃圾分类实践，有的金华村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，然后丢进门口两格式简易垃圾桶中，“垃圾如何分类”甚至还成为村民闲聊时的热门话题，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一种特殊的监督体系。
在农村地区，垃圾分类被纳入村规民约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每家每户的垃圾桶都贴上了二维码，环境检查员扫描农户门前垃圾筒的二维码即可打分、上传图片，一目了然。当然，相应的奖惩措施也必不可少，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家庭可以上“笑脸墙”，获得围裙、肥皂等奖品，也可以通过垃圾分类信息管理系统的积分兑换超市、自动售货机商品或现金；分得不好的家户进入“促进榜”名单，在全村公示。宣传上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会被聘请担任环境监督员和劝导员。
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实现了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，另一方面也能让大家相互监督，“比学赶超”。
除此之外，各村还有各自的监督措施，有的村设有“妇女街长督查组”，对村里的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进行监督；有的村实行“党员责任制”，每名党员包干联系农户，每只垃圾桶对应编号一名党员和一家农户，对不合格者做出通报批评、组织约谈；有的村开展主题教育活动、生活垃圾分类竞赛等活动。
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执行，很大程度上依靠熟人关系形成的的巨大网络，当地甚至有了“以垃圾论婚嫁”的新习俗，通过查看一户人家门口的垃圾桶干不干净、垃圾分得好不好，来看“要不要结成亲家”。由于环境检查员掌握着一手信息，因而也随之成了“抢手的媒人”。
中国乡村中的“熟人社会”有着强大的行为约束力，“共饮一井水，同住一条街”，好事坏事都能在一夕之间传遍，如何“维护面子”显得尤为重要。利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、发挥村民的强烈荣辱感，或许能助力未来农村地区垃圾分类的推行。
相比于农村，城市居民邻里间的纽带较为脆弱，熟人社会的约束力可能并不明显，基于熟人社会的监督体系能否在城市垃圾分类中运用，也许可以通过部分试点来检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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